开元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大调研我们在行动】向新向优向未来！ ——发展新质生产

　　开元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大调研我们在行动】向新向优向未来！ ——发展新质生产力大调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7月以来，习总多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进行系统论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十大任务之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创新”“质优”“先进生产力”如何落实？“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如何彰显？“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如何践行？探索实践过程中各行各业又遇到哪些难题、积累了哪些经验？

　　本报调研组从新春开始就踏上了征程，历时4个月，奔赴沿海内地、岭南塞北，去感受那豪迈奋进的，去倾听那坚毅笃行的足音！

　　从担忧“被开除球籍”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颗螺丝钉都要进口到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从80%人口是文盲到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GDP十年翻番，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30%，“稳定器”“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科技创新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也必须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浪潮涌动，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版图加速重构，科技创新成大国博弈焦点。放眼国内，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仍有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地区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思路依然延续，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尚未根除。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先进生产力这一根本动力；为全球经济和人类福祉贡献中国担当，需要先进生产力这一终极力量。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总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习总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方向。

　　量子，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最小能量单元，正在宏观世界迸发出巨大能量——只需几秒，量子计算机就能完成超级计算机47年的计算量；

　　数据，这个数字时代里的“石油”，正在渗透到每一条生产线——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融合，百年工厂犹如新生；

　　新能源，这个创造绿色生活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版图——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外贸“新三样”强势取代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

　　在九峰山，一群人正在寻找一条新的登顶之路。这个武汉城区的最高峰，如今被一家科研机构“借”了去——湖北九峰山实验室。

　　“它是由两种或更多元素以确定的原子配比形成的半导体材料，不同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本领’各不相同。”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工艺工程师赵波告诉调研组。

　　这是一条很窄的“路”——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基于单质的硅材料的半导体产品占95%以上开元体育，化合物半导体是绝对的少数。

　　这又是一条很新的“路”——氮化镓、碳化硅等化合物材料制作的半导体，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被称为第三代半导体。

　　“从7纳米、5纳米，再到3纳米，硅基半导体制程越来越‘卷’。而不同于硅基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主要面向大功率、高电压、射频、光电子等应用领域，不需要‘卷’先进制程。”赵波说，这条新赛道，“现在占比小，但前景广大。”

　　在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所长韩健看来，新质生产力的“新”，关键之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开辟新的技术路线，找到新赛道，“化合物半导体和硅基半导体不是谁替代谁，而是多了一种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条新的登顶之路，不会被别人半路“设卡”。“在这个新领域，我国力争实现并跑，甚至领跑！”韩健说。

　　这就是高科技！传统的生产力，靠的是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叠加，而新质生产力把技术这个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深圳白石龙音乐公园，玩累了，点一杯饮料，15分钟后，一架无人机就会稳稳落下，将餐食投入外卖空投柜中，只需输入手机尾号，即可取餐。

　　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低空也飞来一架无人机。不过，它不是来送餐，而是带来一只“眼睛”——快速查看和回传现场图像，帮助应急管理部门排查安全隐患。

　　还是在深圳，一款新型低空无人驾驶飞行器，搭载乘客缓缓飞上80米空中。这可不是从科幻电影里“飞”出来的，它刚获得全球首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适航证！

　　低空经济正以其创新的技术和产业模式，成为“向天空要GDP”的新质生产力——创新要素多、产业链条长、应用场景丰富，这都是明显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大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已是见缝插针，低空资源如果充分利用起来，红利巨大。”中国低空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徐昌东说。

　　“这个‘智能中枢’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整合产业数据资源，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模式，提质降本增效。”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技术总监王超告诉调研组。

　　而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不能适应市场定制化新需求，只能望“单”兴叹。

　　通过政府牵线，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服装“智造”整体解决方案，定制下单、开放设计、智能生产全流程信息化。“小单快反”的柔性生产让旧设备“摇身”一变，实现了“以一当多”的效果。

　　多位一线技术人员向调研组表示，新质生产力需要技术的性突破，也需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从南京发出指令，几百公里外的杭州某工厂内，无人驾驶小车启动、转向、停止，时延保持在20微秒内，移动距离误差为厘米级。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必须大幅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抖动，算力跨区域调度也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传输效率。”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谭航说，构建全新的网络架构，迫在眉睫。

　　“确定性！”谭航解释，我们目前使用的互联网就像一条马路，堵堵停停。而未来网络通过新技术提供“准时、准确”的数据传输服务，是一条“信息高速铁路”，上面的“列车”不会晚点。

　　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和2000多公里外北京的科技人员，已经尝到未来网络的甜头。“中国天眼”每时每刻都在收集大量科学数据，并传输到北京的实验室。与CENI实现互联互通后，数据传输效率由40%提高到90%，科研效率大大提升。

　　不用到现场，App上就能完成定制化选装，千人千面——轮胎、内饰、外观等20多种配置样式繁多，任客户挑选，一周左右即可提货。定制化需求形成的数据，不仅传输给汽车生产商，还实时提供给供应商、经销商以及售后，目标是让整个产业链消除“浪费”。

　　“我们还改进生产工艺来节能减排。”广汽埃安工程部部长潘镜池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仅将热泵燃烧时产生的余热再利用，每年就能少使用氧气80多万立方米，节约13万度电。”

　　深圳有种骄傲：不出深圳，就能造出一架完整的无人机。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背后，是数量庞大的产业人才。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都提出更高要求。”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龚晓峰告诉调研组，深圳的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迅速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高层次人才超2.4万人、技能人才超400万人，各类人才总量突破679万人……“深圳的‘土特产’不再是荔枝，而是科技型企业家。他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不可少的优质力量。”龚晓峰不无兴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指出，虽然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高技能、高附加值就业岗位。新质生产力呼唤“新质”劳动者，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中国有能力跳过一个台阶，直接进入汽车的新时代”……

　　1992年，钱学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展望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之路。30多年后，钱老的畅想已变为现实——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件，产业链长，对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是国家制造实力的重要体现。但长期以来，由于燃油车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汽车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弱势端。

　　新能源汽车产业兴起的背后，是基础材料、电池、电机、电控、整车制造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我们国家‘三电’技术处于最领先位置。”理想汽车智能制造负责人李斌难掩自豪。

　　2023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新产业链的出现或原有产业链的重构开元体育，能够提升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李晓华向调研组表示，虽然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很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让中国汽车产业“驶”上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甚至更进一步，在智能驾驶的道路上，奔驰在世界前列。

　　21年前，我国第一个量子计算研究小组在合肥成立。今天，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量子信息科研和产业集群，量子成为合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

　　走进本源量子，这家诞生于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大屏上闪过一串数字——1月6日上线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上线”，指的是我国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取名“悟空”，寓意“72变”的强大算力。

　　“这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付使用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硬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告诉调研组，该量子计算机向全球用户限时免费开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量子算力“可用”时代。

　　是的，量子已从实验室，来到我们身边——量子计算可用于人工智能、药物筛选等；量子加密技术已用于加油站税控监管；量子传感器可以测到脑磁、心磁等很多过去探不到测不准的信号……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指出，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实现生产力的跃升，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在调研一线，我们也听到一些反思的声音——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定力，防止概念误读、行动走偏。

　　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或行业、企业，把新质生产力当成无所不包的“筐”，不管什么都往里“装”。一谈到发展问题，就套上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仿佛穿上“新衣服”，摇身一变就成了“新质”。

　　比如，有的企业仅简单上马一些自动化设备，却并不怎么用，就号称有了新质生产力。有的人认为，文化产业只要跟科技沾点边，就是“文化新质生产力”。有的地方开发旅游项目，增加一些元宇宙的炫酷场景，便认为是“培育旅游新质生产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王熙提醒，新质生产力一旦被泛化和滥用，有可能陷入言之无物的“概念空转”——不仅把这个概念“玩坏了”，还搞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在一些未来产业领域，商家的“商品”甚至跑在了科技发明前面。有企业打着“元宇宙区块链游戏”的幌子，包装成高科技项目，博取政府投资和民间融资。一些公司炒作“量子科技”概念，量子空气净化器、量子床垫、量子针灸大行其道……

　　“就说元宇宙，很多只是噱头，离新质生产力还远着呢。”从事元宇宙技术研发的亮风台（昆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富义向调研组表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技术基础上。元宇宙是区块链、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这些技术均尚不成熟，多元技术的深度融合也面临挑战。

　　“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概念炒作、技术落地难等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房超告诉调研组，部分地区打着人工智能旗号上马各种项目，而没有相应的技术和实际应用场景，无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比如，生物医药。一些地方盲目将生物医药作为发展新兴产业的抓手，没有科学的市场调研和前期策划，就大量引进这类企业。某中部城市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花大价钱建成的净化厂房，如今却闲置。“新衣服”成了“烂布头”。

　　“这与一些地区的产业规划不科学有关。”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雯认为，产业规划如果明显超前于新技术的概念验证和成果落地，容易造成概念炒作、“新瓶装旧酒”等乱象。政府监管如果明显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规范和标准缺失，也可能导致新业态野蛮生长。

　　房超认为，一些地方或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时，缺少实实在在的技术抓手，“什么名目新就抓什么，先把‘新衣服’穿起来再说，最终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调研组发现，有的地方认为新质生产力专属于“新”，一味迎“新”，忽视了传统产业。比如在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上，把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产业贴上夕阳产业、落后产业的标签，导致资源投入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弃之不顾，错过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实际上，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方向，往这个方向跑肯定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把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对立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说，“育新枝栽新苗”的同时，离不开“老树发新芽”，更何况“老树”还是我们的老本、根系所在，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80%！

　　孵化新技术、新产业，“工业上楼”的模式很火。自深圳提出要5年供应一亿平方米“工业上楼”项目后，多地争相效仿。

　　“但相比一般厂房，‘工业上楼’还涉及需求匹配问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杜青华直言，看别的地方干得好，就照抄照搬。“穿着别人的鞋走路，能走好吗？！”

　　有的地方觉得，新质生产力专属于“优等生”，自己条件一般，索性一躺了之，只想“等靠要”。比如一些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以及一些老工业基地。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中西部地区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也可以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而且，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依赖科技创新，还有管理和制度创新。”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祚军表示，这意味着，即使是欠发达地区，‌找准自己的路子，照样能闯出新赛道。

　　“这得益于贵州的‘先知先觉’。”贵州省信息中心信息基础设施处高级工程师刘梅告诉调研组，发展大数据，贵州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的产业基础，但地域优势得天独厚——凉爽的气候利于服务器自然散热，稳定的地质结构利于服务器安全运行，丰富的清洁能源可提供电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不是谁的“专属”，不盲从、不“等靠要”，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因地制宜，找对方向，照样能“领异标新二月花”！

　　今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火了。国家网信办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我国已有117家“大模型”成功备案。

　　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但“百模大战”带来的，有可能是同质竞争的低效“残杀”。

　　“‘百模大战’会导致资源浪费、市场波动等，大量的企业涌入同一赛道，市场需求迅速饱和，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率和发展前景。”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说。

　　调研发现，各地建设算力中心热情高涨，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这导致算力资源分散、利用率低。据统计，已有超过30个城市在建或筹建智能算力中心，有的城市同时建设多个，甚至县城也在建。

　　天津中科闻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朱东宇认为，应从应用端需求出发，实事求是，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谋划算力产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建议国家出台更为细致的政策指引，防止盲目建设，引导算力中心集约化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行业也有类似问题。由于符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预期，新能源行业出现“热钱”蜂拥之势。风、光等清洁能源产业，被西北地区视为历史性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乐于推动此类项目上马，比拼发展速度和规模。后果却是，大项目纷纷落地，发电量本地却消化不了。

　　“发展新能源，不是哪儿有钱、有热情就能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邵志刚提醒，警惕政绩、规模导向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同质竞争，最终是要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解决。”华侨大学金融与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郭克莎说，围绕市场需求进行差异化发展，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调研中，一种感觉不时充溢在我们心中，那便是：“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我们既欣喜地看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也深深感受到实际发展中遇到的困惑与难处。许多待解之题需要探索、思考。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技术策源驱动生产力向新能级跃迁，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指明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统计评价研究室主任张宓之看来，只有把“真问题”抛出来，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真项目”才能蹦出来。

　　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工交叉研究基金”，正在探索解决技术攻关中“谁来出题”的问题。“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由理、工、医等各领域科技人才组成系统攻关团队，联合提出解决方案，再由医生来验证、评判成果的实用性，并提出优化需求。”该校学术发展与成果处副处长韩海波介绍。

　　调研中，多位专家表示，越是原创性科研越容易出现非共识。“当前普遍采用的同行评议共识支持的机制，对颠覆性、高风险，尤其是交叉领域的非共识创新研究，支持力度有待提高。”韩海波提出当下堵点。

　　有一个案例很典型——某研究项目4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因多数评审专家对其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常规评审机制下始终未能进入下一环节。直到后来有了“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这一非共识项目才通过评审，获得资助。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研管理如果过分强调指标化、数量化，忽视科技质量、科技价值、科技影响等，就会让‘真问题’被埋没。”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徐芳对调研组表示，只有强调“真”创新，“硬”科技，才能让源头活水汩汩而来。

　　新质生产力需要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催生，而技术买不来、要不来，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实现更多的从0到1。

　　“三个方面必不可少：加强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趋势研判；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实施引领未来的重大科技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先刚说。

　　浙江良渚实验室就在发力，他们正打造一个“创新部落”——多元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创新者无论来自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可以来实验室验证他们的新技术，多学科交叉，上下游合作，不断进行优化迭代。

　　“大家在一起充分共享各自领域的知识，交叉协同解决问题。”良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欧阳宏伟介绍，这个过程中，实验室也在聚焦行业共性关键问题，推导下一代技术需求，从而激发新的原创性研究。

　　大门打开！不再搞过去的闭门研究。创造生态！催生前沿技术，满足行业需求，科技人员在这里发生着强烈的“化学反应”。

　　但调研发现，还有一些科研机构仍在沿用老路子。“科技管理活动没有跟上科研范式进步的脚步，导致创新受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方向不无忧虑地指出。

　　“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可正是这种‘新’，又容易让人看不到、看不清、看不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相锋告诉调研组，不少领域研发投入多，但较长时间内很难见效，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界的研发决策和投入。

　　“我们能不能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手术机器人？”2013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问。面对国外垄断开元体育，缺乏技术标准，他带着团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1年过去，他们突破多项高难度技术壁垒，实现核心部件和算法的自主可控，但在极为“烧钱”的机器人赛道上，走下去，每年仍要投入上亿元。这条从0到1的漫漫研发路，杜志江直呼“太难！太难！”

　　“这提醒政策制定者和科技人员，从0到1靠的是长期主义。”在华工科技长期从事激光技术研发的程伟深有同感，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一些投资者沉迷“短平快”，“当下，更需要创造让科研人员潜心钻研的条件。”

　　“创新可能会遭遇瓶颈期，而突破瓶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李相锋道破了当前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牵涉底层复杂技术的攻关，依靠单兵突进难以实现，亟需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共同发力，形成创新联合体。

　　但，创新联合之路有堵点。不少企业负责人向调研组表示，虽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现实中，很多科研资源还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掌握，如何给予企业更大的科研支持力度，巩固深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湖北的探索，可资借鉴——搭建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举凡企业急需的创新服务，都可以在平台“下单”，系统会智能“撮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响应“接单”，提供解决方案。湖北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介绍，在平台引领下，2023年，湖北全省技术合同交易额较上年增长59.8%，排名由全国第7跃升至第3。

　　形成创新合力，既需要横向的创新联合体，也需要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作为龙头企业的链主至关重要。

　　“应集中力量培育本土链主企业，鼓励他们联合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平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补齐产业链短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政建议：每条重点产业链遴选2到3家链主企业，构建“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多链主”体系。

　　云韬氢能就是这样的链主。“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被‘卡脖子’，不是单打独斗能解决的，需要大家一起来攻关。”该企业副总裁钟蕾芳告诉调研组，他们携手16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和知名科研院所，组建了全国首个氢燃料电池产业创新联合体，为氢燃料大规模推广应用作先行先试的探索。

　　但调研发现：在很多行业，这样的链主企业还不够多，即使有，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也不强。专家呼吁，精准引导，靶向扶持，加快培育具备关键性技术突破能力的链主企业。

　　调研发现，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转化”——产学研用互动渠道不畅通导致的“不能转”、科技成果价值难量化导致的“不好转”、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不到位导致的“不想转”。

　　今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郑州研究院企业孵化类（概念验证项目）评审会在郑州技术交易市场举行，这是河南首批概念验证项目集中亮相。

　　“通过概念验证方式对创新项目进行深度评估，是一种新的尝试。”北京理工大学郑州研究院副院长周勇说，专家提出的评估意见和建议，将成为研究院首批团队引育的基本依据，为项目加速落地奠定基础。

　　但周勇也有担忧，对于高校科技人员来说，科研成果的所有权问题是绑住他们的“绳子”，职务科研成果所有权属于高校，如果转化失败则可能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这种风险，让很多人不敢迈出第一步。

　　“是科研端先走出去，还是产业端先上门对接？”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教授李政言过去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让他想不到的是，有人帮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李政言在激光领域深耕多年，和同事攻克了一些重要技术，论文也发了不少。但是，这些论文一直没变成“产品”，直至他们遇到光谷实验室。

　　光谷实验室是湖北省近年来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聚焦光电子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同时也关注相关技术的基础应用及成果转化。这里，是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组合。李政言走出校门，成为光谷实验室的双聘教授。与他对接的，是华日激光的工程师，他们成立联合攻关小组，在实验室进行技术验证和转化。

　　“看到技术路线可行，甚至做出了样机，和看到一堆论文，企业的预期完全不一样，我们掏钱的痛快程度更不一样！”华日激光超快光纤实验室主任樊明琦说。

　　项目期间，李政言专心在实验室做成果转化。“项目结束后，无论成功与否，我想回学校也完全没问题，编制会一直保留。”李政言说，解决好“不能转”“不好转”“不想转”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聚变”才能线）先天不足，后天怎么补？

　　必须承认，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不平衡客观存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一些则相对迟缓，久而久之，差距就拉开了。

　　一抓资源引进。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吸引外部资本和技术转移；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产学研合作。

　　大力引进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郑州开设研究院，通过引人才带资源。河南省发改委政研室主任牛勇告诉调研组：“目前，哈工大、、北理工的郑州研究院都落地了。”

　　二抓平台建设。搭建孵化器、科技园、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为创新创业提供物理空间、资金支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内蒙古包头市有这样一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不仅自己做研发，还为别人提供中试验证等技术服务。目前已服务80多家企业，孵化了16家高技术企业，开发共性关键性技术30项。

　　“这是一个共建共享的平台。”中心研发部部长刘金荣介绍，一方面，以技术为依托，孵化成立高技术企业，并提供科研硬件的设施保障；另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经济效益与技术创新双驱动。

　　三抓政策保障。制定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改善信息网络、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

　　“贵州财政不宽裕，得把钱用在刀刃上。”刘梅说，为了保持优势，贵州推出一揽子算力券政策，既激励算力也激励数据，帮助企业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并支持各行业开放应用场景。

　　“很多外地企业一边申领，一边主动和我们对接业务，据企业反馈，现在还有几个大订单正在谈。”她开心地说。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很多地方在“破与立”“取与舍”的进退中仍心存迷茫。

　　“没有旧，哪来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阳华指出，“很多新赛道都是从旧赛道延伸拓展而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产业梯次布局。”

　　调研发现，合肥的产业发展之路，是一个很好的注解。以家电产业起步，这个曾经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今已是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重地。

　　“没有‘合肥家电’，就没有‘合肥芯屏’！新兴产业也是从传统产业升级而来的。”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程羽说，做大家电产业后，合肥发现彩电等家电产品对显示屏有着巨大需求，于是进行产业升级，紧跟技术迭代，布局新型显示技术。“而做大显示产业后，又发现钱大多被显示器背后的芯片赚走了，于是我们决定做芯片，补齐产业链。”

　　“我们绝不会丢掉传统能源产业，而是要将它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沿。”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金政伟语气坚定。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国家重要的大型煤炭生产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现在，他们开始了“二次创业”。

　　创什么业？传统煤炭产业又“黑”又“粗”，附加值比较低。他们要从这“黑”中找“白”、“粗”中取“精”，发展煤制油、精细化工、高性能纤维等新技术和高端产品，把煤炭“吃干榨净”。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发展新质生产力潜力巨大。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深切感到，传统产业完全可以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总的重要论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提供强大动力。

　　调研中，不少科技人员慨叹，虽然我国科技竞争力整体上有了提升，但在一些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差距明显。需进一步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更多创新成果“冒”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反映，当前，科研成果结题烦琐、评价机制人为因素多、重数量轻质量等现象依然存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建议，改革科技工作者收入构成，对其基本保障和绩效比例进行调整，让他们，特别是年轻人能潜心科学探索。

　　“更多地方打通科技人员在学界与产业界双向流动的‘旋转门’，让优秀科技人员既能走上高校、科研院所的讲台，也能走进企业研发生产一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玲建议。

　　如何对标？他建议，切实提高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进一步提出，应构建点面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政科技投入保障机制，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竞争性的科研资助项目太多了，稳定性经费太少，科技人员压力太大！”胡雯指出，青年科技人员为跑经费、争项目而烦恼，建议降低竞争性资助比例，延长稳定资助周期，减少行政干预和考核频次。

　　“这需要我们转变思维。”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齐继峰向调研组建议，打破“小作坊思维”，向大科学研究范式转变，强化需求导向意识。发挥好建制化科研组织模式优势，提高资源共享水平。“比如，通过建立课题组群、实验室群等，把研究机构组织起来，集中优势力量开展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

　　“现有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还要提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建议，进一步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更好发挥他们的创新效能。

　　传统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新兴产业基础薄弱，未来产业“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怎么办？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创新中心副主任贺海涛向调研组表示，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加强与产业界的联动，“通过创新联合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时，高校参与的积极性不够，但企业的需求又十分强烈，高校应该反思，如何更好融入产业，从源头上产出更多满足产业需求的技术”。

　　“现在，不缺好的技术，而是缺好的技术经理人。”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殷红军说，他们懂技术又懂市场，精于科技成果转化，“但很多人有误解，以为他们就是‘中介’，严重低估了这类人才的重要性。”

　　殷红军指出，技术经理人扮演着“科学家+企业家”双重角色。比如在佛山产研院，技术经理人还要给创业团队设计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产品结构等，一般人干不来，“这类人才一定要加强培养”。

　　丁明磊建议，鼓励传统制造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强产品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加快迈向价值链高端。

　　“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插上数字翅膀。”山会科学院院长袁红英建议，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融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勃建议，围绕关键核心零部件和行业基础技术等，加大攻关，夯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基。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往往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模式参考，政策呵护很重要。”河北省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副局长尚斌建议，搭建政策供给体系，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体系，加快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支持政策。

　　“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着眼长远，不急于求成。特别是密切关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靶向施策，减少障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魏成龙建议。

　　程羽向调研组分享了一件事：当年，量子技术方兴未艾，潘建伟院士希望推进成果转化。政府部门的人开始对量子一无所知，几经请教后认识到量子信息对产业的颠覆性意义，马上锁定源头技术，这才有了合肥量子产业的今天。

　　“所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很重要，要做到‘聊起产业头头是道，说起技术如数家珍’。”程羽认为，政府要具备“撮合能力”，撮合技术和市场，撮合大企业和小企业，撮合投资人、银行和企业。

　　“投资不过山海关”，曾经，人们对东北的营商环境颇多抱怨。“这几年，我们开展了‘办事不找关系’改革，就是给老百姓吃下一颗公平公正的‘定心丸’。还专门发布指南，核定8.4万项可容缺办理事项，绘制3.2万张办事路径图，让大家办事更透溜！”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认为，只有增强企业创新的稳定预期，健全创新融资机制和风险分摊机制，才能让企业减少后顾之忧，舍得投入、敢于创新。

　　而对于一些地方存在的政策“踩油门”“踩刹车”并存现象，黑龙江省科技厅成果转化一处处长周昊建议，加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政策间的协同，以一致性、稳定性保障政策的最大效益。

　　调研发现，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难点尤其多，最突出的是银行以抵押品价值确定额度，而科创企业普遍重研发、轻资产，很多初期经营状况并不“漂亮”，但又确实需要资金，怎么办？

　　科创企业最值钱的抵押品是技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只看“技术流”、不看“资金流”；湖北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前景等量化打分，让金融机构心中有“数”，敢贷愿贷。这种探索，值得更多地方思考和借鉴。

　　企业期盼，驱动更多资本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树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风向标。

　　“越是包容的地方，越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李勃认为，政府应该有共担风险的格局，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比如设定行业“观察期”和政策“过渡期”。

　　黄阳华进一步建议，建立健全政府科技研发资金、产业引导资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推动各类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以一定比例支持未来产业，“还可以鼓励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

　　“产业升级，呼唤应用型产业技能人才。”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王振洪向调研组表示，应培养更多具备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智能工具的技能型、应用型产业人才，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鞠凤鸣向调研组反映，当前，制造业人才缺口大，高技能人才尤为短缺，产业技能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现象。

　　“教育布局滞后于行业发展，是新兴产业技能人才供给‘捉襟见肘’的重要原因。”他呼吁，增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王振洪建议：“完善以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主要内容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可推行技术入股、能级薪酬协商等激励政策。”

　　这100多个日日夜夜，调研组在实验室里聆听新质生产力的心跳，在生产线旁触摸新质生产力的脉动，在阡陌纵横间感受新质生产力的健步……神州大地，数不尽向上的力量在涌动。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是全社会的一致行动。我们深深感到，它，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项政绩工程，更不是一件自我装扮的华衣。它要解决的，是这片土地上的高质量发展问题，是迈向现代化的坚实步伐问题，是社会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力问题。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王慧敏、薄洁萍、丰捷、陈海波、崔兴毅、马姗姗、张雁、杨舒、陈慧娟、陈晨、陈恒、刘坤、常河、苏雁、颜维琦、王建宏、吴春燕、严圣禾、吕慎、吴琳、张士英、刘勇、王胜昔、刘艳杰、高平、闫磊）